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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昆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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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已发表在激发研究所的网站上,作者Jussi Parikka 将参加9月30日与10月1日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关于后人类和新唯物主义的研讨会,燃点是此次研讨会的合作媒体

  它们无处不在,可以被视为是很陌生的智慧;六条腿,许多眼睛,运动和感知能力与我们自己的非常不同。所以说科幻小说受到它们的启发不足为奇。它们也影响着其它领域,比如机器人学和网络设计。昆虫不仅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虫子;它们也是网络文化的核心参考点,从对蜂群思维和分布式网络的讨论到像蚁群般运作的算法;有些适用于被我们称为“花粉社会”的认知资本主义实践。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谈到了昆虫媒体 – 从具有高科技技术的生物学中借来的多种概念的融合;通过这样看似简单的然而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人类的生命来理解媒体文化。昆虫媒体的理念便是一个理论的、文化历史的练习,用以了解技术讨论与生物讨论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 科幻小说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想成为个未来主义者,你不会再对人和动物或机器人和类人生物有幻想,却更会青睐昆虫和其它非人类动物。这是人们从过去几年的科幻小说中得到的领会,比如伊恩麦克唐纳的《托钵僧之屋》(Ian McDonald’s The Dervish House)。伊斯坦布尔纳米技术未来被看作为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的节点,由蓬勃发展的纳米技术集群的企业和科技公司所定义。 柯能堡式的(Cronenbergian)1980年代人类 – 与昆虫杂交的幻想(如在《变蝇人》中)由被各种自杀教派困扰的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和监控机构的蜘蛛机器人和类昆虫无人机的小说版本所代替。

  这种群族的概念并不是新提出的。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超级有机体”的研究,以及类似于蚁穴所呈现出的集体思维。这是我们现在正在遭遇的互联网社会的前数字形式:一个连接和紧急情报无处不在的世界。事实上,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实际技术发展需要考虑它与更长远的文化技术史的关系。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小说又一次成为媒体“发展”的一些认识论框架的标志,就像他在《玻璃蜜蜂》(The Glass Bees)中所提出的一样,他提出了纳米机器人的未来。在荣格的设想中,这与正在成为过去的真实的动物世界相关联,与作家Akira Mizuta Lippit对现代城市技术景观和动物的双重结合的分析相呼应:啮齿动物和其他非人类的消失与媒体的动物化并行,这一点似乎还可以从对早期媒体简略的具有代表性的分析中清晰得出,他对动物身体的敏捷性以及啮齿动物和动物庄园的动画世界如此着迷。

  沿着Lippit的思想来看,动物和技术的交织曾是十九世纪末现代化和技术媒体出现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动物从技术媒体的城市文化中消失,与媒体(例如电影)到现代主观性(例如精神分析)的各种讨论的出现是并行的。就像Lippt所写,在自然的转喻中,动物被植入到新的工业环境 – 从蒸汽机到量子力学的许多技术革新的风格和历史都承载着一种合成的动物性的痕迹。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后来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和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以及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和美学转变中的其他关键人物发现了动物精神在开发各自机器中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梦幻般的混合物。

  有一整套的媒体动物学。这个术语与“动物技术”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用于阐述与动物研究有关的更广泛的沟通实践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 另外,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提到的,它也涉及更广泛的媒体生态立场。媒体动物学是指通过动物世界设计和了解高科技媒体文化的这种文化历史情境。

  但是,当然除了只通过观看媒体的内容以及其在屏幕上所呈现的以外,它更多是关于扎根媒体动物学的基础。事实上,像《托钵僧之屋》这样的小说的世界提醒我们,媒体作为一种抽象而又具体的技术 – 尽管如此具体,但是在无线和网络时代大量分布 – 当它们不以人为模型时,其工作效率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海洋生物学家转向做美国军事和安全顾问,谈论章鱼制造国际新闻。我指的是亚利桑那大学海洋生态学家Rafe Sagarin,建议我们从触角海洋生物那里了解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这种实验观念的指导手册当然是媒体哲学家维兰·弗拉瑟(Vilem Flusser)的作品《来自地狱的吸血鬼章鱼》(Vampyroteuthis Infernalis A Treatise, with a Report by the Institut Scientifique de Recherche Paranaturaliste)。在媒体理论方面,这涉及到忽略从Ernst Kapp 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一些传统技术理论。其中的很多理论试图建议我们始终以人类为模板设计媒体,并将其作为人的延伸。相反,例如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曾经认为,媒体与世界关系会更加奇妙。

  因此,本着这种媒体考古学和媒体变体学的精神,还有另一种我们可以挖掘的媒体理论的传统。这种替代性方法带入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动物,并从不同的可供性中开始了媒体的理论化。事实上,当谈论媒体生态学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早期写作,其中包括诸如括诸如河流,毛皮和海狸等生态议题,以及对在生物学和技术媒体之间追溯其历史的“媒介”提出了更观念性的阐释。通过阅读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病理学和生物学文献,我们发现了一系列跨学科的方法尝试,比如昆虫生命,这几乎相当于通过“文化”技术了解微小生命的尝试:就像J.H.Fabre的作品《昆虫世界中的社会生活》,昆虫的生命是舞蹈、声学、交流沟通甚至是住行的一部分。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的作品里体现了这种方法论和理论兴趣的困境。他是研究动物社会生活的先驱,而且在这方法成为复杂理论之前他的写作就显现出了这一方法。20世纪初,惠勒表现出了对社会及其范围的概念的遗憾:“不幸的是,比较社会学的学科仍然不发达。事实上,它已两头落空,因为社会学家已经将动物和植物学的研究遗留给生物学家,并且后者对这些社会的兴趣远远低于其成员对结构或个体活动的兴趣。他是否意愿将社会学科扩大到动物和植物生命可以作为对媒体调研的进一步推进呢?如果动物心理学和社会形成的早期研究可以被不合时宜地看做对非人类生命的文化技术的随意梳理,也许我们可以更认真地提出对动物进行一种拓展的调解方式,也包括非人类生态的基本部分 – 有机和非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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